深圳10年课改疑被高考绑架 教材被斥“脑残”(2)

　　布吉中学科学教研组骨干教师郑莹向晶报记者坦承，她大学专业是物理，在学校也教物理，突然间让她教科学，化学和生物她补起课来还轻松，难就难在地理，中学时一点都没学过，啃起来太费劲。学校最后还是决定由某一个教师教整个科学课。“我们采取的办法是，每到一节课前，对涉及的相关内容，由科学课老师与单科老师集体备课，把所涉问题都由单科老师讲清楚。”

　　实验中学科学老师陈俊彦告诉晶报记者，他学的是生物，任教也是生物。学校课改时要求单科老师直接教科学，对他来说，就是必须把物理、化学和地理的课补起来。“补课办法是在其他单科老师上课时去听课，第一学期要听60到90节，听后还要对重点进行点评，然后再熟悉课本，把里边涉及的生、理、化、地各科相通之处找出来，再去教学生。”

　　陈老师说，他直到第二年才开始慢慢体会到课改的目的和效果。“学校的科技活动，以前是老师让做什么学生才做，生怕自己去做了会出错。课改后的科学课让学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，觉得好玩，不少学生开始独立思考和探索，大胆去做实验，去寻找真相。”陈老师很遗憾学生这种进步在高中无法衔接上，因为高考在前，分科应试，又回到老路上去了。

　　布吉中学历社老师严运龙，在龙岗区课改前曾数次代表区里去南山区考察调研课改事宜，是龙岗区最早接触课改的教师。他认为，与科学课相比，历社老师在从单科向综合过渡上难度相对较小。“历社是历史加上部分地理及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，这部分文科出来的人中学都学过，再捡起来相对容易。”

　　“课改初衷是为了减轻师生的课业负担，现在不但没减轻，反而有加重趋势。”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、语文课程标准专家组核心成员崔峦，在深圳课改十年研讨会上表示，“老师教得很辛苦，学生学得很累，但是效果不是很好，课改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。”

　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国家级精品课“中国现代文学”主编温儒敏也坦承，课改某些“亮点”没得到体现。比如“综合性学习”，动机设想非常好，问题是师资跟不上，综合课往往就是“拼盘”。

　　课改教材就是一“大拼盘”？

　　布吉中学历社老师严运龙说，“所谓历社课本，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‘大拼盘’，历史、地理、社会政治经济内容应有尽有，但各部分间缺乏逻辑关系，别说学生读起来一头雾水，就是老师要弄明白也很费劲。”

　　严运龙说，后来再看中考题，完全是新瓶装旧酒，没体现课改特色，改了等于没改，他开始为课改前景担忧。

　　福田区一位家长龚先生，提起历社教材，直斥其“脑残”，误人子弟。“中考后，我很偶然问女儿中国朝代的排列顺序，她竟半天回答不上。”他生气之余，把历社教材要来看了看，顿时目瞪口呆，“初一册开篇就是《我的家在哪里》，说的是社区功能等；历史部分，世界史与中国史穿插行进，中国各朝代历史亦穿插讲述，让人如坠雾中，难明就里，我才明白都是这教材坑爹啊！”

　　记者先后就历社教材访问过近10位家长，说法与龚先生相类。

　　作为科学课老师，布吉中学的郑莹认为，科学课本优点是重视启发学生探索的方法，但缺点是跳跃大、零碎、不系统，学生掌握知识的难度很大。

　　与历社课教材的一片骂声不同，科学课本却得到了私塾界人士的热捧。“朱清时院士主编的《科学》教材因课改中止而被放弃，我非常难过。”梧桐书院院主蔡孟曹告诉晶报记者，他仔细读过初中三年的六本《科学》，从朱清时院士的前言中就看到了科学教育的希望，他例举伽利略证明了单摆振动具有等时性而后发明了摆钟，从而引领学生产生科学兴趣。“这六本书的综合编排很合理，让学生对自然科学有总体的了解和认识，又不觉得科学难学，不困难是兴趣的开始，有兴趣后就不怕困难。”他说，尤其是每本书最后环节的“研究性学习课题”更是重点，让学生自己调查、研究、实践以培养学生寻求真理的心灵。